刘志伟:白银与明朝国家的转型

2020-05-23 06:22

本文原题《白银与明朝国家的转型——在北京论坛(2017年)上的演讲》,收入《借题发挥》,刘志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人们对全球化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有了很多认识,时间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新大陆发现以后的世界体系的运转,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来自世界市场的白银大量流进中国。明代后期从各种渠道流进中国的白银数量,很多学者的估算出入很大,我想大约在一万万两上下的规模。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学者主要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做了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认为,16世纪这些白银流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更深层的还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过的两个问题入手:第一,中国社会如此强的白银吸纳力是怎样产生的?第二,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何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两点,在王国斌先生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提出的:

(弗兰克)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期、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刘志伟:白银与明朝国家的转型

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对白银的“无限渴求”,全汉昇教授很早就引用过一位长期在菲律宾传教的教土的话,其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白银流入中国就被禁锢在那里,如同一个永恒的监狱(The kingdom of China is the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and w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world’s treasury, sincethe silver is imprisoned there, and is given an eternal prison)。在世界上已知的各民族中,中国人着实是最渴望取得银子和最爱好银子的一个民族。他们把银子当做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来抱有它,因为他们甚至输出黄金来换取白银,也在所不惜(They are the most greedy for and affectioned to silver of any raceknown. Theyhold it in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they withdraw the gold from their owncountry in order to lock up the silver therein)。明代中国对白银的这种“无限渴求”,与其具有如此强的白银吸纳能力,实际上是同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当做一个问题来思考,引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吸收那么多的白银的容纳空间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了解的是,王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性质上是一个“食货体制”,这个体制是由“赋入贡棐,懋迁有无”构成的,而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事役均”。这个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对我们认识中国王朝时期社会结构至为关键,但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只能指出,这样一个体制,内在地以货币流通为贡赋经济和国家管治的运作手段。明朝立国时,以画地为牢的里甲赋役制度和缺乏相应金融制度的大明宝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行政体制,不到几十年就破绽百出,随之开始了一个以追求“事役均”为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过程。

这个转变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的发展。这里也许需要特别指出的,学界有一个大家以为是常识性的说法,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其实是不对的。一条鞭法是一个从明宣德正统年间开始、自下而上的变革过程。一条鞭法的发展,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国家、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系形成的转型过程。所谓国家或社会的转型,具体而言,就是王朝国家怎样去控制社会中的人,王朝统治格局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组织方式。

要在这十多分钟内讲清楚白银在明代国家与社会转型中的角色是不太现实的,这里只能尝试简单概括地说明。

在刚才说的王朝汲取财富资源的非财政性方式下,明朝各级政府运作的资源,主要来自差役(人力和物力)征调,而差役征调的体制是建立在一个以家户为单位的承当差役的社会组织系统(里甲)之上的,各级政府根据这个体系中各个家户的人丁事产多寡(即是承当能力的大小)征调和派办人力和物质。根据“事役均”的原则(朱元璋具体表述为“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大户负担重,小户负担轻,其轻重的差距不是按比例派,而是以类似累进的方式,重者赔累或至倾家,轻者或悠游免役。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第一是由于户的规模尽可能减小,可以让赋役负担最小化,因此,作为差役供应单位的户的规模,总是趋向于以小家庭为单位立户;第二是政府与编户齐民的关系,通过户籍体系直接控制家户中的个人;第三是负担的轻重,即不可预算,也难以做到均平合理;第四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开支来源,是一种无定额的推派,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这些特点造成了第五,社会上大量的人口,脱离国家统治体系,以无籍之徒的社会身份存在;而这样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第六,明朝国家的统治模式和社会秩序发生动摇,而中央各衙门和各地的地方官员陆续采用各种变通的方法来获得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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